去年兴安举办“桂林米粉节”，桂林米粉的起源成为论坛的焦点。我在网上查阅了相关文章，特别是记者盘文波先生采写的文章，对各方观点也比较全面的陈述。但记者专门指出，各方观点虽然都有道理，但都没有强有力的证据。我还读过黄继树先生在《广西日报》一篇《源远流长的桂北饮食文化》，里面也提到米粉在秦始皇进军岭南时已经存在。他的文章同样依据的是传说。

     对米粉发源地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，我是毫无发言权的。历史研究的结论必须以文献、文物为依据，我也想寻找相关的文献与文物来形成自己的观点。但没有找到。

    不过，在阅读这些资料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很强烈的感受，就是相关研究者的研究确实推进了我们对米粉的思考。米粉名气之大，不言而喻。但如此有名气的现象，却很少在文献中得到涉及，我请教了几位桂林文史专家，他们都表示民国以前的桂林文献没有关于米粉的记载，这是否事实当然必须存疑，我很希望本次论坛有学者找到这方面的记载。如果有，就可以成为很重要的证据。但即使没有，上届米粉节的研讨确实对米粉起源的问题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推进，比如吴海星先生认为米粉就是“飧”的说法，他从《齐民要术》中找到的一些联想材料，他关于卤水的中药功能的思考，这样的观点确实可圈可点，很刺激人们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。确实，过去我们谈到米粉，经常说米粉的一大秘密在卤水。但我们对米粉的卤水的关注基本停留在味道的层面。吴海星先生提出卤水具有中药的功用。这个看法很独到，也很合理。因为，北方人到南方确实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，这一点在古代尤甚。通过饮食解决这个问题，是中国人的传统办法。吴海星先生的思考不仅有趣，而且开拓了我们对米粉的认识。

    米粉起源的问题也许很难证实。但我想，举办米粉节的意义却绝不会证伪。诚如前面所说，米粉在桂林人生活中所扮演的如此重要的角色，我们的历史文献却呈现如此乏善可陈的记载，这是很不相称的。这就体现了米粉节的重要意义。它力图将我们习焉不察的现象作一个深度的思考，它呈现了许多我们思想的盲点，指出了不少历史的幽暗处，意欲展开某些被遮蔽的存在，虽然目前可能还无法形成科学的结论，但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。所以，我很欣赏兴安方面开始了对米粉的思考，我希望这种思考能持续下去，不仅思考米粉的起源，而且大量收集历史上有关米粉的文献。据我所知，民国的报刊杂志上是有不少关于米粉的文章的。虽然这些文章不足以提供米粉起源的证据，但它们肯定能开拓我们关于米粉的认知范围，丰富我们对米粉的情感体验，深化我们对米粉作为饮食文化、作为工艺文化的思考，这些都应该是我们举办米粉节的意义所在。

     我隐然觉得，米粉具有某种象征意蕴。正如灵渠成为中原与岭南交通的重要枢纽，米粉的北方面之形、南方米之实以及卤水的北方口舌之味、南方养身之理，同样也是中原饮食与岭南饮食兼容的重要载体。南北沟通表现为灵渠，南北兼容表现为米粉，兴安不仅在中国十大魅力古镇的评选中展示了她南北沟通的能力，而且还要在对米粉文化的深究和弘扬中表现她南北兼容的魅力。

    我常常有感于桂林之美的丰富与奇异。在陪同朋友们游览桂林的时候，我会说，桂林往南60公里是阳朔，阳朔呈现桂林喀斯特峰林地貌的极致之美；桂林往北60公里是兴安，兴安呈现桂林历史人文的玄奥之美。兴安有猫儿山，这是桂林山水的命脉；兴安有灵渠，这是桂林人文的根源。去年随桂林晚报记者走漓江，我写了好几篇关于兴安的短文，其中有一篇《三种文化的集合体》，我写道：“猫儿山作为三江发源地、三江交汇点，则隐藏着一个文化秘密，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相济的秘密。这样来描述桂林的文化构成也许不会有方向性的错误：桂林文化由中原文化、岭南文化和西南文化三方面构成，桂林文化的特点是中原文化、岭南文化和西南文化的有机合成，它将中原文化的清正、岭南文化的开放、西南文化的神奇集于一身，作为中原文化、岭南文化和西南文化的交汇点，桂林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标本。”

     如果说猫儿山是桂林文化兼容性的自然存在，那么，米粉则是桂林文化兼容性的饮食载体。其实，我想说的是，兴安完全可以从米粉这个文化基因开始，对自身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解读。邓小平说科技是生产力，现在，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文化也是生产力，称其为文化力。其实，哪怕不用生产力的衬托，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之一，已经具有不可取代、不可或缺的价值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希望兴安米粉节越办越好，希望从这里开始，兴安的人文学术研究得到强有力的重视，兴安的人文传统得到强有力的承继，兴安的文化力得到强有力的扩张。